2015年1月15日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纵观中国文化四五千年的历史精神，是从敦笃厚重、朴实的唐虞夏商周精神兴起的，这是中国文化值得称赞的地方，也令人感叹。
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就是一种追求诚信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大禹治水平土而协和万邦尊崇鬼神，到周朝之盛而礼乐兴，天下诸侯一统于周天子，宛然是初立洪范皇极的规模。到孔子的时代周朝开始衰落，孔子想复兴周礼而安定周边的国家。从外王之道上以兴灭国、继绝世、平天下；从内圣之道方面教仁、教孝，希望人与天合德。这两方面都是想通过立人道之仁，以继天道之仁，使天道之仁流行于人道之中，从而立太极于中国文化之中。从孔子开始，以六艺垂教，而以前的道德学术，分散为诸子百家之学，诸子百家虽然影响很大，但没有能够形成各门不同的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到最后形成一些游士的空泛议论，从此，分散的各种学说就没有再能统一起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后导致天下的四分五裂。秦国以武力兼并六国而一统天下，使天下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潜藏隐伏在社会下层人民中的儒家的人文精神，到了汉朝开始显示出其坚凝社会、建制立国的文化效用，汉朝之后分离为三国，由于外部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导致天下大乱。两晋、六朝虽然乘天下混乱，文化艺术得到了繁荣，但由于其文化精神不是扎根在民众中，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以形成国家和民族安身立命的信仰依托，就像海市蜃楼般漂游、盘旋于空中，表现为文学和艺术，最后归于佛教。隋朝、唐朝之后恢复了秦汉时代的大一统局面，政治规模更趋宏远。
唐朝时对外开放，文学艺术繁荣昌盛，才情横溢、华丽多彩。在宗教方面致广大而纳众流，这时的中国文化气象膨胀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唐朝向外扩展很大但内部反而空虚，所以到晚唐时终于开始衰落，到五代时已完全颓败了。到了宋代，理学家重新开始整理、恢复中国文化。他们不太重视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文学艺术，而重视文化的骨质的树立，提倡主静、主敬而立人极、显天理、明本心。由道德上之实践，而依理以生气，由此心之理以见天理、天心。天人不二之枢极立，而后中国文化精神复归于贞定。宋积弱而亡于元，明朝效法唐代的做法也亡于清。宋明理学家讲学于唐五代之后，正处于民族元气衰散之余，所以他们不得不重新凝聚、收摄以立极，而暂时轻视霸术和功利之学。这种小心谨慎以养薄弱，只注重表演和空泛以给人看的虚张声势的做法，只能是加速其灭亡的步伐而无补于国家社稷。
理学刚开始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并没有变成治道而贯穿到国家治理的行政刑法和礼乐等社会风俗中去。宋朝的儒者们倡导的理气之学没有形成气候、社会人心也没有得到重整时宋朝就垮台了，变成了元朝。明儒继承了宋儒未竟的事业，矫正了宋儒过分拘谨的风气，开辟了新风，很有一些成就。明末诸儒，如黄石斋、朱舜水、顾炎武、黄梨州、王船山等，都重视学术中的治道，而大力提倡礼乐刑政与食货经营，以改善社会与民生。王船山尤其善于把“理”“气”结合起来而讲“性”与“天道”，崇尚志气以期刚大，彰礼乐刑政之全体大用，以立民族文化之生命。他的目的就是在立皇极，由道德之实现而重社会文化之表现。清朝的学术重考证、训诂，这就是所谓的“学必期于专精”，而未能“道必本于全量”。民族精神不能顶天立地以挺起，所以终不能本“分”之精神以立文化之皇极。中华文教，日成虚饰，而无真生命精神以实之。考古以求自信，并不是求内在的精神上的自信。学术的目的日渐沦为追求留名和留言，作文制艺的目的只用来兴尝把玩。以至后来的妇女缠足、吸食鸦片和纳妾养小等败坏的社会风气的流行，不能说与这时文化的堕落不无关系。
清末时，外患内忧交织而来，文化方面，欧风美雨冲决中华民族文化的堤防汹涌而来。西方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崇尚文化的专业化发展和学术分析的精神，这在表面看来似乎与清朝重分门别类、重专精一门的治学精神相仿。但是晚清与民初的学者，向往国家富强的理想却没有找到根本的实现道路；提倡科学和民主自由的精神却找不到和中国实际的结合点和落脚点。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革命家和教育文化思想家，因为处在中西文化交融激荡的错杂之际，都不知道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按照其表现的精神为客观理想服务。在外部，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表现于所尊敬的人和社会客观精神，一切道德价值的实践与实现都必须先向实现于自己的人格。如果虽然有所表现而不是向上的，就只能增加其骄矜之气。实践道德如果先向外而求诸他人，只能使其人更恣肆放纵。这是清末民初几十年间的为政之人、社会革命家和教育文化思想家所犯的一个大病、通病，病根正在其精神上。其表现开始时重向外表现而不知积极向上，以求贡献生命精神于客观理想，其结果只能是怀着一个客观理想而自我表现、自我兴尝。他们往往自以为是、固执己见，靠激情和意气奋斗以号召他人，并招纳信徒为之实践，把社会作为实现自我理想的场所。这种思想庞杂的文化精神只能使社会活气相荡相消、互摧互压，而闭敛于无形，民族精神日归瘫痪腐烂，中国文化精神之高明敦厚而广大之德慧都被埋没在地下，只有自然生命之间暴力的泛滥与理智光辉的流失。
民族精神的瘫痪和腐烂，似乎最终难免导致民族文化的“自杀”。但值得欣慰的是，如果我们揭开表面看底层，则中国文化的潜流仍在沿着晚清诸儒立皇极之精神发展着。他们化清儒之学重专精社会文化并行不悖地分途发展，以达到民族精神的旁皇周达、扬升高举，必将能改变上百年来被动接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局面，而自动地吸收、摄受、宏纳西方学术文化之众流以充实此皇极，而展开分途、努力发展中国的人文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说，欧风美雨固然冲决了中国文化之堤防，是上天故意荡涤中国文化中的尘垢与虚饰，使中国民族精神吞吐百川以为大海的开端。只要先圣先贤的英灵永在，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也终将自混沌中昭露以出，而其光辉历久弥新。我们当代中国人的责任是，深入穿透到中国文化的潜流中，去其土石与沙砾，重显其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健行不息之道德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就是继承了孔孟立太极、宋明理学家立人极与明末至今企慕皇极之精神，依太极、人极以繁兴大用，实立皇极于天下，使我们的一切精神活动都一一能得到升展直立而不受委屈，积诸直而并行不悖，参武成文，成大方之直，依枢极以周流而大方无隅，斯谓圆而神。这正是我们当代人贞下起元之责任。《周易》说：“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又说：“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动万物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直方大”，又说：“君子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文化的创造，确实应当是日新其德，通其变以不倦。文化的品物，确实必须不断变动，以分别成序位，伸展开来成为并行不悖的人文世界。日新而后高明，直方而后广大，刚健笃实而后光辉，等等这些都来源于我们的自求尽心性。之所以这样说，绝非是说未来已经是立皇极的理想人文世界。人生即幸福无疆，更无凶吉、得失、死生、祸福，也没有美丑、善恶、真伪、贤不肖之别。凡此等等，都说明人是有限的生物个体，有特定的思想，他追求一般人都追求的东西，他的人生境遇有顺也有逆，他的心性必然通过情绪而流露出来，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矛盾，将始终伴随着整个的人生历程。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透过这诸种矛盾，把消极的东西转化为积极的因素，以实现自己的上升与进步。我们只有把追求绝对至善的精神，运用于相对的现实中，以自尽心知性完成人格的升华。如果人们怀着安逸享乐之心，认为一俟理想的人文世界可使人各取所需、终日享受极乐，从此，人就有了安然休息之所，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于雷雨之动中，即人生之所息。我们以此心存此志气，则皇极已立于我们当下之心中并透过我们的心以彰显于世，这样一个雷雨般变动的世界，也就是皇极的理想人文世界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确立起来，矗立在我们面前。每一个肩负民族文化使命的人应该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毫不迟疑地为之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