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
二、和合学与中国哲学的创新
对中国哲学为什么要创新即创新的必要性、紧迫性，先生具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当今社会，中国与世界形势业已发生转变，哲学也要与时偕时、进行创新。中国哲学过去是农业文明的反映，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仅如此，在整理中国哲学史时，先生发现，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变迁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形态，每个发展周期在300-500年之间。从先秦到宋明理学都是如此。可是，新儒家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用冯友兰的话说即“接着讲”，他在作为《贞元六书》之一的《新理学》中开宗明义地声称：“我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贺麟在1947年出版的《今日中国哲学》中认为，牟宗三、梁潄凕是接着陆王讲的，陆王心学适合中国近代。其实，“现代新儒家是接着宋明理学讲，其核心话题并没有超越理气心性，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再版序6页）宋明理学与新儒学都讲三学，如果说宋明理学是旧三学，即性即理、心即理和气即理的话，新儒学则是新三学，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一直在接着讲，到现在时间跨度已有900多年，这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周期。“唯独宋明理学自周、程、朱（熹）以降，一直照着讲或接着讲到现代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延续近1000年。这样接着讲下去，何时到一站？”（50页）有鉴于此，先生呼吁，当今的中国哲学应该自己讲、讲自己，即中国哲学的“转生”（创造）。“转生”是张先生自己创造的词，用以表达中国哲学在当代的转变。
与此同时，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转生不限于中国自己，而应纳入世界范围。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创新应该具有世界视野，成为全人类文化转生的体现。正是这种立足本国、现实，兼顾世界、人类的宽广胸襟使他创建了和合学。和合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三个立论基点：第一，“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488页）第二，“立足于现代文化的科技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489页）第三，“立足于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490页）
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而言，最现实的是如何创新。先生主张，哲学家首先应该是哲学史家，研究哲学“应把哲学史摸一遍。”因为哲学体系的创新与哲学史密不可分，中国哲学尤其如此。中国哲学一般从史开始，中国的大哲学家像朱熹、王夫之等都是学养深厚的哲学史家。这种情况致使先生具有传统“情结”，主张在继承传统、和合中西文化中创新。
根据40年对中华哲学的研究心得，以及对中华哲学概念范畴全面系统的梳理和体认，先生发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三条游戏规则，打开了中国哲学的创新之路。这三条游戏规则是：第一，核心话题的转化。先秦时期的哲学形态是百家争鸣，核心话题是道德问题，讲天、地、人之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形态是玄学，核心话题是有无。隋唐时期的哲学形态是佛学，核心话题是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人从哪来，死后到何处去。宋明时期的哲学形态是理学，核心话题是理气。在此基础上，先生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的和合、发展而言，先秦是元创期，秦汉是奠基期，魏晋是玄冥（会通）期，隋唐是融突期，宋明是文化、思想的造极期，因此出现了大批书院和哲学家。第二，诠释、依傍文本的变化。先秦的文本是儒经，尤其是《周易》。两汉的文本是《公羊春秋传》。玄学的文本是三玄。宋明理学的文本是四书。第三，人文语境的变迁。
先生自家体贴出来的这三条“游戏规则”准确地浓缩了中国哲学的转生规律，因而也成为当代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这三条“游戏规则”对于中国哲学的转生以及和合学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先生所言：“此三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的‘游戏规则’，是逻辑地蕴涵在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能力形态转生之中的，是存在于中华哲学的创新标志之中的。由于以往没有发现此三条‘游戏规则’，或曰规律性，因此，中华哲学的创新是不自觉的。但中华历史上的每一次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却都自觉不自觉地暗合了此‘三规则’，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此三规则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这就是说，要进行中华哲学的创新，要实现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必须遵照此‘三规则’去做，否则很难说是中华哲学的创新和中华哲学理论形态的转生。”（再版序8页）
和合学的建构是对以往三条游戏规则的超越，完成了中国哲学在当代的“转生”和创新：第一，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是对以往时代的“道德之意”、“天人之际”、“有无之辩”、“性情之原”、“理气心性”等核心话题的超越。和合学的核心话题所讲述的“和合故事”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当今时代精神的彰显，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形态的新建构。第二，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国语》，辅以《管子》、《墨子》等，与以往的诠释文本明显有别。特别要提及的是，《国语》虽是春秋时的文本，却由于不在五经之内，没有被后人修改，较好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原生形态，为中国哲学的转生提供了良好的文本依据。第三，和合学的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时代精神的显示，社会风尚的趋向。在冷战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和平、发展、合作作为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呼声和诉求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在经历浩劫性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人心觉醒。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建构和谐社会成为人们共同的心愿和要求。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化的语境下，和合学应天顺人，和合化生。
由上可见，正是凭借着深厚的哲学史功底，和合学洞彻了中国哲学的生生规律，完成了对中国哲学的超越和创新。在学术界，先生以才思敏捷、著作等身而闻名，从先秦哲学的周易研究到宋明理学以及朱熹、陆九渊研究再到近代新学研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尤其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和《传统学引论》等专著以及对中国哲学范畴史的整理为和合学奠定了研究基础。要进行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洞察中国哲学的递嬗沿革、体贴其中的游戏规则（规律性）。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如何创新？如何‘自己讲’、‘讲自己’？需要深刻体贴中华哲学每一次转生的特征、性质、内因、外援；准确把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内在‘游戏规则’或逻辑必然之则。”（再版序5页）离开了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深刻反思和准确把握，和合学的建构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和合学又是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超越。在这方面，和合一词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和合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中。和合思想在先秦最盛，在民间也有和合思想，即和合二仙。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转生，从根本上说，和合学是先生自家体贴出来的。再如，对于和合方式的理解。在分梳传统和合源流之时，先生指出，传统和合方式存在五大误区。具体地说，这五大误区分别是：“无中介的直接和合”、“五转换的取舍和合”、“差分不足的简单和合”、“无冲突的重一和合”、“无奇点的神秘和合”（86-93页）等。作为对传统和合的超越和转生，和合学具有五大理论公设：“元素差分”、“结构整合”、“中介转换”、“功能选择”和“反演流行”（128-131页）。不难看出，这五大公设是针对传统和合的五大误区有感而发的，当然也是对这五大误区的超越。这再次证明，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和合学中俯拾即是。和合学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是对传统和合文化的超越。
《和合学》是创新的典范。翻开本书，从思维方式、逻辑推理到概念范畴都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启迪。正是在这种创新中，先生把握时代脉搏，为中国哲学乃至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样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关注社会的道义担当。进行创新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哲思，而且需要为生民立命的人文关怀、为天地立心的道义担当和坚持真理的非凡勇气。拜读先生的著作，不仅是一次智慧启迪，而且是一次精神净化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脑海中时常浮现孔子周游列国的悲壮之旅和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道义担当。先生是勇于创新的典范，也是道义担当的楷模。先生的事迹和贡献为当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计个人荣辱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履行文人的神圣使命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