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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术

王素︱陈仲安先生与《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2018年05月14日  来源:澎湃新闻



陈仲安先生,约1984年春于武汉大学樱花树下。


陈仲安先生与我合写的专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增订本,2018年1月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了。《上海书评》约我写一篇纪念仲安先生兼谈本书的文章。这令我想起本书初版,1993年9月由中华书局印行后,《书品》约我写一篇类似文章的往事。这篇文章名为《写在〈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出版之后》(《书品》1994年第1期,43-47页),1994年2月6日刚完成并交稿,次日即惊闻仲安先生逝世噩耗,真的是不胜错愕与悲恸。但这篇文章已经成型并发稿,主要谈仲安先生与我合写本书的过程,以及本书所见仲安先生对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的四点新颖独到的见解,对仲安先生的生平及其他业绩鲜有涉及,也很难插入。这样,就为我给《上海书评》写作本文留下了一些空间。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增订本,中西书局,2018年1月出版,401页,88.00元。


从“翠微校史”说起

关于陈仲安先生,现在的学术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学人,可以说了解不多。仲安先生逝世后,缺少专门的追思文章,或许是原因之一。直到近年,随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启动,当年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大师、编辑及其后人开始撰写回忆文字,在谈到唐长孺师时,才常常提到仲安先生。“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从1958年开始,到1977年结束,长达二十年,其间,到北京集中工作三次:第一次从1963年秋到1966年5月,第二次从1967年春到同年秋,均在翠微路2号院的中华书局西北楼。今人赋予一个美称,名为“翠微校史”。第三次从1971年至1974年,在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中华书局新办公楼。唐长孺师率仲安先生三次都参加了。因此,那些回忆文字,在谈到唐师时,顺便提到仲安先生,自是不足为奇;但只是一种关联,并非重点,故大都十分简略。只有张忱石和赵珩两位先生撰写的回忆文字,内容较为丰富和生动。

张忱石先生是有感于“现在年青的同志,可能知道他(仲安先生)的人不是很多了”,特别予以介绍,全文如下:

陈仲安(1922-1994),四川省长寿县兴隆乡(今重庆市长寿区)人。1944年就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历史系。1945年休学,1947年赴武汉复学,1950年毕业,是唐先生早年的学生,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1963年唐先生来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作为助手,参与《北齐书》《周书》的点校,由此熟悉了古籍整理。1971年,陈仲安独挑《北史》。王仲荦先生多次对我说:“陈仲安才是讲师,就能胜任《北史》点校,现在全国大学里别说讲师,就是教授也不多。”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出版前,定要我将原稿远寄武汉,由陈先生审阅一遍,足见王先生对他的尊重。二十四史点校完毕,陈先生本有不少写作计划,他与谭两宜、赵小鸣编撰了《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8年),与王素撰写了《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他还想撰写《北史证误》,拟以《北史》为纲,订正南北朝诸史之讹误,是一部读史札记。他做了不少卡片,以供撰著之用。陈先生是一位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他总想稍等等,学问更成熟时再撰写,可惜年迁月变,错过时机,一场病魔袭来,失去了工作能力。“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据说陈先生晚年时常翻弄卡片,对此发愣,为时已晚,无可奈何。陈先生比唐先生小十一岁,于1994年病逝,甚为可惜。(《唐长孺先生琐记》[上],《文史知识》2011年第11期,66页)

张忱石先生的介绍言简意赅,基本勾勒并呈现了仲安先生一生主要经历与重要业绩。其中提到四本书:《北朝四史人名索引》属于工具书,《北史证误》属于计划尚未动笔,皆可不论。点校《北史》属于公益事业,原书上面没有仲安先生大名,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只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属于个人著作,年轻学人如果知道仲安先生,恐怕多是因为本书。

赵珩先生是赵守俨先生的哲嗣,1963年刚十四岁,随父住在翠微路中华书局宿舍,与同时住在西北楼的大师们朝夕相见,他回忆道:

那时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楼的还有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陈先生实际上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唐先生的个子比较高,陈先生矮一些,两位都是高度的近视眼,眼镜片都像瓶子底一样厚,看得出来是一圈一圈的。陈先生除了要协助唐先生工作,还要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足尽“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唐先生说话走路喜欢仰起面孔,这也是平时的习惯,并非是傲气。陈先生随侍左右,寸步不离。最有意思的是这师生两人在晚饭后的散步。那时翠微路2号的院子很大,从西北楼出来围着大院转一圈要十几分钟,他们走得慢,走走停停,大约要半个多小时。“亦步亦趋”这个成语在他们师生二人身上得到最真切的体现。两人遛弯时,陈先生总是在唐先生身后一步之遥,不论快慢,这个距离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与唐先生并肩而行。但两人的步伐却是完全一致,唐先生迈左脚,陈先生不会迈右脚,他完全按照唐先生的步伐行进,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步子错了,就会马上调整过来。我当年最喜欢看这师生二人晚饭后遛弯,前面是唐先生倒背着手信步走,后面是陈先生在一步之遥外紧跟着,特别有趣。(《“翠微校史”:西北楼里的大师们》,《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3期,2017年,72页)

赵珩先生的描述风趣幽默,不仅可以管窥唐长孺师与仲安先生的师生情谊,还可以管窥仲安先生尊师重道的优秀品质。张忱石先生前文说仲安先生“三次跟随唐先生进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们住在办公大楼三层一个套间里,外间为陈仲安,内间为唐先生,师徒二人,情同父子,同居一室”(同前,68页)。唐师与仲安先生都是1994年逝世,仲安先生在1月,唐师在10月,仲安先生逝世时唐师已在病中,唐门弟子都不敢将仲安先生逝世噩耗告诉唐师,担心唐师承受不了,可见师生情谊之深。其实,唐师1911年出生,仲安先生1922年出生,两人仅差十一岁,按旧说“十年一长,二十年一代”,两人可以算作同一代人;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仲安先生终生对唐师唯唯诺诺,执弟子礼甚恭。这种师生关系,在那个特殊年代并不多见,堪称楷模,对我有很大影响。


唐长孺师与陈仲安先生,1981年晚秋于武汉大学。


初识陈仲安先生

 我1977年考取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长江日报》《湖北日报》都曾报导我“自学成才”经历。1978年3月6日正式报到入学,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报到第一天》,在《光明日报》3月16日第二版刊出,我成为全国“知名人士”。唐长孺师认为我没有必要读大本。5月我就参加了唐长孺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生初试。7月录取,参加复试,分两场,笔试外,还有面试,而主持面试的,就是陈仲安先生。其时唐师在北京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同时主持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的复试,武大方面的工作就全权委托仲安先生负责。这是我与仲安先生第一次见面。

记得面试是在武大历史系二楼的一间空室进行。室外有一排长椅给考生坐,每位考生先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道口试题,每位考生的题目好像不一样,我的题目已经忘记,总之让预做准备,等候传召。我接到传召进空室时,看到室内正面坐着两人:一位就是仲安先生(后来才知道的),另一位是黄惠贤先生(曾经也是唐师的助手)。我坐在两人对面,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阵势,有点紧张。仲安先生似有察觉,和蔼地一笑,说:“不要紧张,就是随便聊聊天。”仲安先生的声音很低,语速很慢,对缓解我的紧张很有帮助。我回答问题完毕,两位先生没有多说什么,由于我后面还有其他考生,就匆匆结束了。

1978年9月研究生正式入学。由于我既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又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武大非常重视,要拍一张我与导师的合影,挂在校门内的大型橱窗里展览,当时唐师还在北京,仲安先生是副指导教师,就拍了一张仲安先生指导我读书的合影。当时与仲安先生还有点陌生。此后,由于经常参加唐师创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的学术会议,与仲安先生见面日渐增多,便渐渐熟悉起来。仲安先生是一位非常温和的学人。每次开会,轮到他发言,他总是先看看唐师,见唐师没有想说话的意思,才缓缓开讲。他的发言,语调永远都是那么平和,材料永远都是那么娴熟。研二的时候,唐师给我们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题课,实际是介绍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时提到:“某条材料是陈仲安同志提供的。”同时,仲安先生受唐师委托,给我们开汉唐史籍评介课,各种材料也都是信手拈来。仲安先生材料娴熟,学问渊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真正的通识学人,是能够知人识人的。我们是“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这一届,唐师共招收了八人,后来被学术界戏称为“八大金刚”。其中,唐师在武大历史系招收六人:李春润、李文澜、钟国发、王世平、王延武、我;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招收两人:张弓、黄正建。张弓、李春润年龄最大,都是1938年出生,当时规定研究生录取年龄在四十岁以下,他俩都略微超过,但唐师在北京主持面试录取了张弓,仲安先生在武汉主持面试录取了李春润,算得上是“英雄所见略同”。后来,张弓在唐代仓廪、敦煌文献、佛教文化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春润在魏晋南北朝徭役、唐代括户与资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业绩。

仲安先生知人识人,还有一例。我与牟发松是77级大本同班,还曾同住一间寝室,私交甚笃。发松学习极为刻苦,属于苦读型,专业进步很快。我研二、他大三时,他找到我,说大四想报考仲安先生的研究生,希望我能提前引荐。我先去仲安先生府上介绍了情况,经仲安先生惠允,我陪同发松正式赴仲安先生家拜谒。仲安先生认为发松根柢很好,便将自己1974年开始编的《隋书地理志州郡县名便检》交给他,让他先助编并练练坐功。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坐功十分重要。我研一之初,唐师就对我说:“你毕业后会分配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因为你坐得下来,有坐功,适合这项工作。”发松坐功不逊于我,自然令仲安先生很满意,先考取仲安先生的硕士生,继而考取唐师的博士生,在中国中古史多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他现在唐师的恩师金松岑、吕思勉二先生及唐师本人工作过的原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成为中国中古史的一方重镇,将唐师与仲安先生的学问发扬光大。追根溯源,与仲安先生知人识人分不开。

我与仲安先生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80年暑假的学术考察。当时规定,研究生在毕业前可以有一次公费考察活动,为撰写硕士论文收集材料。我们“八大金刚”在是年上半年都已确定了硕士论文题目,故选定暑假进行学术考察。此行由仲安先生领队,杨德炳先生为副领队,参加者主要为李春润、钟国发、王世平、王延武、我、黄正建六人。张弓硕士论文题目定为《唐代仓廪制度研究》,到洛阳后独自考察含嘉仓,到西安后完全与我们分道扬镳,独自考察唐代其他仓廪遗址。李文澜因二儿子刚出生,家务繁重,推迟考察,没有与我们同行。


本文作者与陈仲安先生,1980年夏于长安县神禾原,背后模糊处即终南山。


此行路线按计划是先往西北走,终点站是敦煌;再往东北走,终点站是北京。唐师与陈国灿、朱雷、程喜霖等先生正在北京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大家拜谒唐师后,就解散,自选路线返回。这是一次“壮游”。6月14日晚从武昌火车站出发,7月17日中午到达北京,19日上午到沙滩红楼拜谒唐师,然后解散,大家相处了一个多月。沿途逗留的城市和名胜有郑州、洛阳、华山、西安(包括周边乾、临潼、礼泉、长安等县)、兰州、武威、嘉峪关、敦煌、兰州、大同、北京。兰州往返逗留两次。这是因为,李春润是吉林人,改革开放之初,吉林缺少大米,他从武汉买了一百斤大米,要送回吉林,一路扛着与我们同行,我们戏称“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漕运”。到达兰州,仲安先生心疼学生,让他不要再往敦煌扛了,就寄放在兰州大学齐陈骏先生那儿,返程再在兰州停一下,把米扛上继续往北京走。李春润当然求之不得。我们也很高兴,在兰州前后逗留了大约六天,参观、调研、访学、座谈,收获甚丰。

接着,我们在敦煌莫高窟住了一周,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历。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当时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号称“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女史,是年四十二岁,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副所长。她的丈夫彭金章先生,是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老师。她是武大的“媳妇”,我们又是带着彭金章先生的亲笔信来的,故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住在莫高窟招待所,在研究所食堂就餐。但感觉这里生活很艰苦。饮用的都是宕泉河的水,既咸且涩,炒菜可以不用放盐,稀粥、馒头都是咸涩味。每晚都能听到风吹沙鸣,鸣沙山真是名不虚传,有时搅得我们彻夜难眠。这使我们对在这里工作的学人由衷敬佩。但收获是巨大的。樊女史亲自引导我们参观洞窟并给我们讲解,南区四百多个洞窟,一周下来,我们看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且都是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樊女史的讲解,专业到位,印象深刻。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在离开莫高窟的前一个晚上,仲安先生应邀在研究所举办了一场讲座,题目好像是“从中古墓志的首题谈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榜题”,主要是谈墓志首题与画像榜题中的官职排序问题。譬如在“大唐故朝散大夫洛州司兵薛公(忠)墓志铭”首题中,“朝散大夫”是散官,“洛州司兵”是职官,散官在唐代属于“本品”,排序按例均在职官之前。又譬如在莫高五代第九十八窟“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张贤庆一心供养”画像榜题中,“节度押衙”是使职,“银青光禄大夫”是散官,“检校国子祭酒”是加官,“兼御史中丞”是兼官,“上柱国”是勋官,当时使职例带台省兼官,故“节度押衙”与“兼御史中丞”是一套官职,张贤庆实际上没有职官,而这正是晚唐五代使职代替职官的反映。唐后期职官“使职化”是仲安先生原创的一个关于中国中古时期官制研究的重要命题,后文会专门谈到,这里不遑赘述。我的收获是知道了墓志首题与画像榜题一样,对于了解志主与像主的仕历同等重要。后来我主编大型墓志丛书《新中国出土墓志》,强调墓志要用首题定名,反对墓志定名用“隋某某墓志”“唐某某墓志”一类简称,盖源于此。

到北京拜谒唐师后,我与仲安先生依依惜别。我是经天津、济南、泰山、徐州到达南京,再从南京乘坐江轮返回武汉的。我选这条路线返回,是因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定为《三省制略论》,属于官制研究,王仲荦先生刚出版了《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对官制研究极有心得,唐师与仲安先生都认为我应该去济南一趟,赴山东大学拜谒王仲荦先生,听取他对撰写《三省制略论》的建议。后来我赴山东大学拜谒了王仲荦先生,也有很多收获,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就不多说了。此后就是埋头写论文,一年时间,写了将近二十万字。其间,因过于忙碌,与仲安先生较少见面。只是在论文初稿完成后,送请仲安先生审阅,有一些交流。仲安先生告诉我,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很多官制材料,值得深入研究,希望我毕业到北京后,不要放弃官制研究。我谨记于心。

关于《陆贽集》的合作

我1981年秋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工作。原以为从此工作重点会完全放在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上,没想到与传世文献整理研究的缘分直到现在也难以了断。其中,《陆贽集》的点校与《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的续写,均与仲安先生有关。

关于《陆贽集》的合作,我仅在本书《点校说明》最后简单提到:

本书原系中华书局委托陈仲安先生主持、由我协助的古籍整理项目。后来,由于主要工作均须在京进行,陈先生原在武汉,身体又欠佳,就改而由我点校,由陈先生审订了。但实际上,我的点校工作一直是在陈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陈先生于整理古籍甚有心得,匡谬正讹,于我裨益匪浅。在此谨致谢忱。(《陆贽集》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15-16页)


《陆贽集》上册


这项工作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卞孝萱先生约我撰写《陆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汤一介先生约我整理宋本《唐陆宣公集》(《儒藏·集部》第20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拟出),徐俊先生请我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并任“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负责人,都是因为我曾负责《陆贽集》点校,对传世文献整理有一定经验的缘故。因此,介绍这项工作的来龙去脉,俾学术界进一步了解仲安先生,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1984年春节,我回汉探望父母。2月4日为农历正月初三,赴武大给师长拜年。到仲安先生府上,仲安先生告诉我,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规划中,有一部《陆贽集》,委托他点校,但他在武汉,能够见到的版本有限,身体也不太好,恐难承担,希望我能协助他工作。我见仲安先生确感为难,便不假思索痛快答应了。仲安先生很高兴,让我返京后先了解版本情况,草拟一份点校计划。

我返京后,即天天在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书看书。但查看之后,感觉这项工作做好并不容易。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文集,若论版本之繁夥,莫过于《陆贽集》。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作为儒家政治家,他的奏议以“民本”为思想基轴,以治国安邦为最高追求,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仅屡经翻刻,还有各种校、注、批、评,仅选择底本就非易事。我用了三个多月,查看了数十种版本,最后选定民国董士恩的汇校、汇注、汇评、增辑本为底本,另选宋元明清和日本等六个有代表性的本子为校本。董士恩原名陆洪恩,是陆贽的第四十世孙,嗣于舅氏董凯臣后才改今名。他作为陆贽的后裔,对整理《陆贽集》可谓竭尽心力,他整理的本子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本子。当然也有不足,有些内容可能需要增辑(另参下文)。于是,我按照选定的底本和校本,还有“他书校”凡例等,草拟了一份较为庞大的点校计划,给仲安先生寄上。但计划寄出之后,一直忐忑不安。从事古籍整理,选择底本,一般都是先找宋本,再找元本,即使退到明清,也多是找经厂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而我选定的竟然是民国本,仲安先生能够认可吗?

不久,收到仲安先生6月26日回信,很简单,只有三行,全文为:

《陆贽集》校释计划,我看后觉得可以,没有修改意见,已寄交中华书局邓经元、魏连科二同志,并请他们就近和你商量。

我看后大喜过望,对协助仲安先生工作稍有信心。不久,中华书局来信,约我面谈。当时我在沙滩红楼办公,中华书局在王府井大街36号,近在咫尺,于是,我马上骑自行车去了。在书局见到邓经元、魏连科二先生。邓、魏二先生都是参加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资深编辑,对仲安先生的古籍整理水平高度认可,他们对我说:仲安先生同意你的点校计划,我们也认为可行。只是你的点校计划,工作量太大,仲安先生身体不太好,主要工作还得你承担,仲安先生负责审订。我一听,顿觉头皮发麻,不敢痛快答应,便说回去考虑。因为,先生“有事”,弟子固然应该“服其劳”,但也得看是否有能力、有时间。

此后,我一边做材料准备,一边思考是否有能力、有时间承担主要工作。这里说的做材料准备,其实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希望能将底本和校本都复印,可以完全在家里工作。但与图书馆商量,只有底本和三个明清校本允许复印。这样,就决定我还是得用不少时间去图书馆做版本核校工作。我庆幸自己很英明,选定董士恩本为底本,如果选择宋元本为底本,恐怕就得天天坐在图书馆抄书了。至于是否有能力、有时间承担主要工作,当时有两点顾虑:第一点是自己从未做过古籍整理,协助仲安先生做些基础工作应该还能胜任,由自己独挑大梁则担心力有未逮。第二点是董士恩本固然不错,但他的汇注、汇评做得并不彻底,如果需要增辑,确如邓经元、魏连科二先生所说,工作量太大,我未必有时间。

很快,1985年也过了大半年。我筹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写信向仲安先生约稿,顺便谈了由我负责点校《陆贽集》的顾虑,当时只谈了第一点顾虑,第二点顾虑犹豫再三没有提及。仲安先生12月26日给我回信说:

关于《陆贽集》校点,我相信您是完全能够作好的,我自己没有研究,提不出什么好意见。您大胆作去吧,我完全相信您。

仲安先生对我如此信任,我无话可说,只好勉力为之。


陈仲安先生1986年10月15日来信


1986年,我尝试工作了大半年,感觉工作量太大,实在承受不了,便写信将第二点顾虑如实向仲安先生做了汇报。仲安先生与中华书局商量后,10月15日给我回信,告诉我中华书局已有答复,要点有二:一是“仍以董本作底本”,二是“不再做汇注汇评”。然后说:

他(按指中华书局)还是要我们二人负责,还要求您做部分样稿,交我阅后,再交给他们,具体意见,需俟见到样稿后再和我们联系。他们作这样要求,我也没有什么意见。现看您的意见了,如果同意,请直接和中华商量,不必先问我了。

我如释重负,自然完全同意。于是,中华书局正式安排柳宪女士为《陆贽集》责编。之后一段时间,主要是整理样稿和草拟“点校说明”。

1987年2月24日,我正式将《陆贽集》“点校说明”草稿和卷二样稿寄给仲安先生。仲安先生3月3日回信,先说他今年上学期有课,工作很忙(详参下节),只能先看“点校说明”,卷二样稿须等有时间再看。然后说:

“点校说明”中有两处请斟酌一下:一处是原稿说董士恩本没有校勘记,所以“校勘记重做”,我以为他原未做,就不是重做,应改为新做,不知您同意否?一处是在“注文凡例”第一点中说:“引文脱误,标出并与原书核实,均径补正,不出校。”我认为这里应该出校,或斟酌情况,有的不出,有的作校记,以便读者知其脱误之错。还有“引唐人著作,回改避讳字,经与原书核实,均再改回,不出校”。我认为陆贽唐人,其引唐人著作依唐讳改,是其原文如此,应予保留。但其本未改,而是后来人为了避唐讳或更后之讳而改者,最好改回,总之存原文真象。这种改或不改,还是出校为佳。其余规定,我看很好。

我按仲安先生意见,对“点校说明”进行了修订。卷二样稿什么时间看完?有什么意见?我这里能够找到的仲安先生的回信,似乎都没有再提。我只知道在此之后,仲安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能让仲安先生能够早日看到《陆贽集》全稿,我日夜奋战,终于在本年底完成了初稿。

1988年春节,我回汉探望父母。2月19日为农历正月初二,赴武大给师长拜年,将《陆贽集》初稿送到仲安先生府上,请仲安先生审订,并请仲安先生为本书写序。仲安先生3月12日来信说:

《陆贽集》已开始阅读,进度甚慢,恐误出版日期,尚请先与柳宪同[志]交待,以希谅解。稿上加工符号,并仍原作。说明稿我读后甚感满意,秩序井然,交待明白,无甚改动。所(作)序之才,乃我所欠缺,是否可转请唐长孺先生作序,以重评价?

仲安先生说自己欠缺作序之才,我想那是谦虚或身体欠佳的推托之词。因为《〈南史〉〈北史〉出版说明》是仲安先生写的,一向被称为经典。唐长孺师去年眼睛就难以视物,我不太可能去请唐师作序。此事就暂时放下不提。

同年6月10日,仲安先生给我写信,说已将《陆贽集》初稿看完,有两点“印象”:第一点是充分肯定,除校勘改补较有成绩外,还提到“对原来书本的文字作了分段及句逗处理,十分精致”等,需要修订之处不多,已在原稿中做了标识。第二点主要针对原书(董本)附录的序跋、诗文,认为有些意义和用处都不大,可以适当删减。我按照仲安先生的意见进行处理后,就将书稿交给柳宪女士。柳宪女士编辑加工完毕,就发到中华书局出版部。本书直到2006年才正式出版,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社试行转企改制所导致,与我和柳宪女士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未能让仲安先生在生前见到本书出版,仍让人感到遗憾。

在仲安先生指导下,主持《陆贽集》点校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从事过传世文献整理的学人,再从事出土文献整理,看问题会多一些角度,解决问题也会多一些方法。唐长孺师主持过《魏书》《北齐书》《周书》点校工作,后来主持《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就将前者的很多整理方法用于后者整理中,使《吐鲁番出土文书》成为出土文献整理经典(参拙文《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7辑,2011年,43-49页)。我后来主持整理《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以及现在主持整理《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也用了不少传世文献整理方法,其中,《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曾获第一届(2007年)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新中国出土墓志》曾获第二届(2010年)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为此,我一直非常感谢仲安先生。

关于《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的合作

我与仲安先生关于《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的合作,有一段时间是与《陆贽集》点校工作同步进行的。仲安先生最早向我提到本书,是前揭1987年3月3日回信,在谈看《陆贽集》“点校说明”发现问题之前,先说:

我今年上[学]期担任研究生及助教进修班一门职官制度史课,也是我七五计划中预订(定)要完成的书稿,边上课边写,也是很忙。

仲安先生似乎就是从本年后,给我写信,文字常有脱误,这是以前从未有过之事,反映身体出了问题,令我非常担心。




陈仲安先生1988年3月12日来信


一年后,收到仲安先生前揭1988年3月12日来信,简单谈完开始阅读《陆贽集》初稿的感想,接着用了很长篇幅介绍本书,原文为:

我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职官制度研究》,原定计划如下:

导言

一、汉代制度略述

二、三省制度的萌芽

1.西汉的尚书,2.东汉的尚书,3.汉代侍中的演变。

三、魏晋南北[朝]三省制度的发展

1.中书省的形成,2.门下省的成立及其演变,3.尚书台的演变,4.魏晋南朝卿监官职的设置,5.南朝后期权力之集中于中书舍人。

四、北朝前期的变例与后期三省制的发展

1.十六国时期三省制简述,2.北魏前期的胡汉杂揉制,3.北朝后期的三省制,4.北周改六官制。

五、隋及唐前期三省制度的完成

1.三省六部廿四司制的完成,2.三省分权原则的探讨,3.尚书省与卿监制度之领导关系,4.散官、勋官与职事官制的形成。

六、使职差遣制的出现与其发展

1.使职差遣官制的出现,2.中书门下制的变化,3.翰林学士的发展,3.理财三司的出现与其发展,4.神策中尉与枢密使及内诸司使的权力,5.其他使职发展的概况。

七、监查(察)制度的演变

1.秦汉御史职官的演变,2.丞相司直的暂置及司隶校尉的掌权,3.魏晋御史之职,4.北朝御史中尉之膨胀,5.隋唐御史的职权。

八、从郡县制到州郡县的演变

1.刺史由监察到权代郡守,2.州郡县愈来愈多之原因,3.州郡县僚佐的变化,4.从州郡县变为州县两级制。

九、都督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

1.早期都督制的形成,2.都督制取代州县权力的经过,3.军镇制与州郡县制。

十、行台制度的发展与结束

1.魏晋时期的行台制度,2.南朝所谓的行台,3.北朝以行台出使,4.北齐变成地方军政长官的行台,5.隋唐的行台制度及其消灭。

十一、节度使、观察使的建立

1.从都督、总管发展到节度使,2.从地方检查到成为一级地方军政机构的观察使,3.节度、观察的文武僚属。

十二、铨选制度

1.汉代的辟举与贡举,2.秀才、孝廉的考试,3.荫举与纳资制度,4.九品中正制,5.停年格与循资格。

十三、俸禄制度

1.汉代的秩禄制,2.魏晋以后的品、阶与禄米俸绢,3.食幹制与食力制,4.禄田与职田,5.公廨田与公廨食利本钱。

十四、职官制度演变之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可见仲安先生准备撰写的本书,当时虽然尚名《魏晋南北朝隋唐职官制度研究》,但从汉到唐,分十四个专题,五十一个细目,已有完整架构。然而,仲安先生此信又接云:

以上十二(四)个标题中,从第一到第十一,我曾在去年为研究生讲过,第十二至十四没有成稿。现在我修改补充已至第五题,甚愿能在今年按修改稿重讲一次。我甚希望    您能助我完成未写的两题十一(二)、十二(三),包抱(括)收集原始资料、重要参考资料及分析研究初稿,有四万到五万字即可。不知能否助力,甚希能予答覆,仰首以待,不胜殷殷。

始知实际上,前十一个专题只有讲稿,后三个专题连讲稿也没有;根据讲稿修改补充的书稿,也仅到第五个专题,离成型书稿堪称任重道远。其时我已听说仲安先生身体较前更差。因而读到希望我能帮助承担部分工作,在“您”前面还用了“平阙式”,最后还说“仰首以待,不胜殷殷”,便已决定无论如何也必须分担了。但当时我还在《陆贽集》的整理漩涡中不能自拔,没有发现仲安先生此信希望我承担的两个专题的序数竟然是错的,就回信说我可以承担第十一专题节度使、观察使的建立和第十二专题铨选制度。此信一定给仲安先生造成不小的困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仲安先生续谈本书的回信。

而我因《陆贽集》工作未了,仍常给仲安先生写信,甚至重提请仲安先生写序旧事。仲安先生直到10月14日才回信,分四段,第一段仍婉拒写序,并说“此事已完,无须再及”,第三段说本书“已完成十一章初稿,下面正待进一步修改补充”,第四段说自己“今年9月,已奉命退休”,因有些工作未完,历史系拟再“返聘一年”,第二段最长,谈希望我为本书分担的工作,全文如下:

前请您为我补写两章,是铨选制度及禄俸制度,现您应承写节度使、观察使一章,外加铨选制度。我也觉得很好,节度使、观察使我已写了一个初稿,从采访处置使发展到观察使,以及从行军总管发展到节度使,粗略谈了一个大概,恐难符合读者需要,您若能仔细写作,我想一定可胜我之初稿。铨选制度从九品中正制到进士制,虽有一个念头,但未着笔。且两汉乡举里选,到秀才、明经之考试制度,亦少研究。其后,进士、明经虽属科举,而科举任官,还须经过吏部考评,任官之后升迁陟降,亦有制度。此事颇烦,尚不知如何着手。今你肯临此困难,惠我实多,我无存见,一切以你之考虑为依据可也。还有禄俸制度之变化,也属难题,不知您能担此风险否?尚希回示。

拜读此信,我方知自己误会之深,而仲安先生并没有因此责怪我,令我很感动,故马上给仲安先生回信,说明原委,并表示愿意承担俸禄制度的撰写。

仲安先生11月10日收到我的信,应该很高兴,当日即回信:

10月20日来信,今天方收到,不知邮政何以延误至此。来示云十一章已不拟写,决定只写铨选和禄俸二章,甚感敬意。……二题所要求字数不宜太多,以五到十万字为宜,如何写法,全靠您自作主了。

承蒙仲安先生批准,我就马上动作起来。因为铨选和俸禄两项制度,诚如仲安先生所言,原本就属烦难之题,加以我又缺乏研究,只能越早行动越好。

我在北京忙着开辟新领域的同时,仲安先生也在武汉忙着修补旧稿。这样过去半年。1989年4月底,武大传来消息,说仲安先生于本月22日突因脑血栓发作住院。我不由心里一紧,一方面担心仲安先生的身体,另方面也不得不做好接手仲安先生未了书稿的准备。因为我的硕士论文《三省制略论》,承蒙王仲荦先生推荐,已由齐鲁书社于1986年出版,大家都认为我对官制研究有基础,接手仲安先生未了书稿,我自是最佳人选。于是,我加快了撰写进度。

1990年4月初,我给仲安先生写信汇报工作,说铨选和俸禄两章可于5月底完成,正好十万字,到时寄上,请他审订。仲安先生4月13日回信,先说:

接获最近来函,十分高兴,知您所承担的部分,已在积极准备,约在5月底可全部完成,甚好,甚好,我希望能准时读到成稿,望按时寄来为幸!

接谈自己得病之后,遵医嘱一直以休息疗养为主,“平时所留意之问题,都置之脑后”,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修改旧稿时,遇到困难不少,有的资料遗忘,有的则需要改订结论”,并举汉代中朝外朝性质争论难以决断为例,然后说:

如此之类,所在多有,修改之功,确非短期能成,将来完稿后,请您仔细审读一遍,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反覆订正,方可于心不违。来信提到中华之张忱石先生,甚促此稿。记得我在去年交接《北朝[四]史人名索引》时,他亦曾提出此事,并建议如本人身体不适,可请旁人代劳。此事他首推荐由您承担,未知您的意见以为如何,望告。

我如前所说,已有接手仲安先生未了书稿的思想准备,故马上给仲安先生回信,表示愿意承担,请仲安先生放心。过了一个月,5月15日,我给仲安先生写信,说我承担的铨选和俸禄两章,完稿后不邮寄了,准备亲自送到武大,希望能够当面聆听仲安先生关于统稿的意见。仲安先生5月30日回信说:

5月15日覆信收到,获知    您将于下月内来汉,商定稿子,十分高兴。犹(由)于身体有病,诸外(处)不适,我修改旧稿,实在未进行多少,得    您存(承)担,可称惠助。我在家专候,望无误此行。

此信在两个“您”前面又都用了“平阙式”。实际上让我感到很辛酸。因为我认为学生帮老师做点工作,是中华文化传统,是不应这样客气的。

此次亲赴武大,见到仲安先生,他半躺在床上,一脸病容,令我心情很沉重。我将铨选和俸禄两章书稿放在仲安先生家里,但估计他已经很难审读。仲安先生关于统稿,没谈什么意见,只说让我不要有所顾忌,尽管放手工作。我倒是谈了自己对本书统稿的一些看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将原名《魏晋南北朝隋唐职官制度研究》改为《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二是将前十一章合并为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两章,加上铨选(后来改为选举)和俸禄两章,即全书仅分四章;三是将原第十四章省略,将职官制度演变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等内容分别糅入正文四章。仲安先生表示同意。我将仲安先生未了书稿带回北京,用了大约十个月完成统稿。主要原则是保证材料均匀,结构平衡,思路贯通,内容衔接,另外,凡仲安先生原创的观点,均予突出并补充论据。

我这里保存的仲安先生的来信,最后一封时间为1991年3月16日,是希望我能尽快将业已完成的书稿寄到武大,他想请唐长孺师最后再审读一遍。实际上唐师眼睛早已难以视物,根本不可能承担审读工作。但仲安先生的事,唐师不可能不管。于是,唐师命学生将全部书稿复印两份,分寄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和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请他们代为评审。唐师1991年7月11日给我写信说:

你和陈仲安同志合著的《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周一良、赵守俨两位同志已将评审意见寄来。我因目力关系,无法阅读,因而不知道所提修改意[见]应如何处理。周的意见早已交给陈先生,赵的意见已复印,二、三天内即当交陈先生,由他决定处理。他自己已不能修改,连写信都困难,看来还得你动笔。守俨同志那里有一份复印稿,修改时可以就近去取。忱石同志来函说,此书要到明年才能发排,看来时间也还充裕。

唐师8月17日又给我写信说:“周、赵两同志的意见,我曾请人念给我听,知道修改任务不大。”我的印象也是只有几条,很快就修改完了。

最后的工作是撰写《后记》。仲安先生写不了,想请牟发松代笔,但当时发松正在协助唐师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故仲安先生先向唐师提出,唐师自然同意,发松到仲安先生府上,听取具体意见后,很快撰成,先念给唐师听,再念给仲安先生听,两人均无意见,然后寄给我。《后记》说:

(我)不料后来突发脑血栓病,精力日见衰竭,撰写工作竟至中辍。后蒙王素同志续成选举制度及俸禄制度两章,并对我撰写的序言、第一章中央官制、第二章地方官制进行整理、补充和统稿,此书方成完璧。

此外,还向包括周一良、赵守俨两位先生在内的众多曾经给予本书帮助的学人表示感谢。这既是实录,也反映了仲安先生不掠人之美的优秀品质。

本书出版后,我第一时间给仲安先生寄上样书,但他头脑已经迷糊,据说捧着样书,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此事让我难过了很长时间。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1993年版。


向大师致敬

简谈《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的价值

谈到本书的价值,可能不同的学术人群会有不同的说法,而作为作者之一,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是知识性与学术性并重。这是因为,本书缘起仲安先生给研究生及助教进修班讲课的讲稿,知识性自应放在首位,故可以作为“汉唐职官制度”入门之书;而后缀“研究”二字,又决定了本书必须考虑学术性。关于后者,有材料可以证明。本书与唐长孺师压卷之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均属唐师主持的“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系列专著之一,唐师的《三论》主要谈这一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变化,故《后记》说:“本书虽说完成,实际上缺漏甚多,比如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493页)我想,两书虽然各自单行,相互并无影响,但作为当事人,特别是作为主持人的唐师,不可能不考虑《三论》谈职官,与本书是否重复的问题。因此,我感觉,唐师的《三论》不谈职官,存在有意回避的因素。而这就决定本书需要具备与《三论》同等的学术性。

本书1993年初版,中华书局印了两千册,据说很快售罄。此后,学术界同仁参考本书,不少用的都是复印件或电子本。因而希望再版的呼声,常有耳闻。这实际都是因为本书具有知识性,受众面较广,可以作为“汉唐职官制度”入门之书的缘故。这次增订,原则之一,就是强化本书的知识性。增补最多的是引文出处,这是为了方便学人查检校核。其次是新见传世文献材料与出土文献信息,传世文献包括日藏隋人萧吉《五行大义》所记西汉郡县曹官材料,出土文献包括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迁陵县统治机构信息,尹湾西汉简所见东海郡官吏信息,长沙五一广场、东牌楼、尚德街等东汉简所见东汉早中晚各时期长沙郡临湘县统治机构信息,以及长沙三国吴简所见孙吴早期长沙郡临湘县统治机构信息。这些增补,只会强化本书的知识性,使本书有更为广大的受众面。

本书的学术性,学术界其实早有定论。台湾赖瑞和先生的名著《唐代高层文官》,有三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探讨他们的‘使职化’,如何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关于“使职化”,赖瑞和先生解释说:

“使职化”这名词,据所知是陈仲安最先使用,见于他和王素合著的专书《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六节《唐后期使职差遣制的流行》。意思是唐皇朝把各种职事官架空,改用使职,也就是“以特使治国”,是一种扩充皇权,让皇权得以更集中的办法。陈仲安此书,对近年的唐代官制研究颇有影响,常见学者引用。何汝泉最近出版的专书,更透露他研究唐代使职,就是受到陈仲安在1963年,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那篇唐代使职“开山之作”的“启示而萌发念头的”。拙书虽然不是受到陈仲安的启发,我跟陈老的使职观点也不尽相同,但陈老的开山之功不可没。这里借用他的“使职化”,一方面因为此词简洁好用,另一方面也有“向大师致敬”之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26页)

其中引何汝泉先生的言论,出自《唐财政三司使研究·自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仲安先生1963年发表的论文,指《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89-105页)。赖瑞和先生说自己的“使职化”观点另有出处,《上海书评》2018年1月28日刊发的郑诗亮《赖瑞和谈〈唐代高层文官〉与唐代官制研究》有所解说,因与本文无关,无庸赘述。我们只须知道,“使职化”一词,为仲安先生原创,具有广泛深远影响,这就够了。


唐长孺师、陈仲安先生与学生合影,约1986年于武汉大学。前排左起:杨德炳、陈仲安、唐长孺、李涵、陈国灿、冻国栋;后排左起:石墨林、牟发松、鲁才全、卢开万。


当然,在本书中,属于仲安先生原创的观点,并不限于“使职化”。我在前揭《写在〈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出版之后》一文中,除了“使职化”,还列举了仲安先生解释西汉是否存在“三公九卿制”、西汉中朝官与外朝官的根本区分、御史怎样从天子监察官转变为国家监察官等原创观点,有兴趣者可以参阅。我承担的部分,也有一些属于自己原创的观点,譬如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与选举有关的人事档案制度。察举与科举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他荐的选举制度,后者是一种自荐的选举制度。等等。这是本书具有较强学术性的体现。

这次增订,原则之二,就是巩固本书的学术性。本书初版迄今,二十多年,无庸讳言,关于汉唐职官制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果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但本书增订很少吸收。一则仲安先生故去多年,经他撰写和审定的学术文字,我不能随便做任何增减改动;二则这些研究成果,不少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论,不太适合阑入本书。譬如长沙三国吴简从开始整理公布到现在,关于其中“吏民”一词的含义,以及当时吏、民是否分别立籍问题,研究成果很多,意见分歧亦大,本书特别增注说明仍然沿袭传统看法。虽然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但我想表达的,一如前揭赖瑞和先生所说,仍是“向大师致敬”之意!

附记:我在前揭《写在〈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出版之后》一文中,全凭记忆,将仲安先生约我合作本书系于1989年冬,仲安先生中风住院系于1990年春,现在看来,记忆之不可信,有如此者。因而撰写本文,为了时间及事情正确,将尘封多年的仲安先生写给我的信全部整理扫描。另外,1980年暑假的学术考察,黄正建兄负责管理差旅费,保存有当时的日志,提供给我参考。牟发松兄代撰本书《后记》,向我回忆了事情经过。这样,保证了本文写作,时间及事情大致无误。本文所用图版,除仲安先生与我合影和写给我的信外,均由仲安先生哲嗣陈宁兄、唐长孺师哲嗣唐刚卯兄及牟发松兄提供。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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