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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研讨会:还原文本的历史场域


2018年04月09日  来源:腾讯文化



[摘要]柯马丁教授以古代中国写本研究为中心,讨论了中西方写本不同的研究传统与现状,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与期待。


“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研讨会:还原文本的历史场域

“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研讨会现场


2018年4月6日至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写本及其物质性(Manuscripts and Materiality of Text)”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召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委致欢迎词。

柯马丁教授以古代中国写本研究为中心,讨论了中西方写本不同的研究传统与现状,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与期待。由于语言系统、文化传统不同,中西对“写本”的界定与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别,中国的文本社会学研究(文本生产、使用、传播的模式等)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当下学术传统的物质性转向已是大势所趋,了解写本的物质性生产过程、思想传播过程,对文本的认识将具有革命性改变。“写本的物质性”更是超越某一文明的文本特殊性,从而确立一些古代文本全球化的共同问题,为跨文化的比较提供一个视角。他向与会者提出了“写本及其物质性”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我们是如何思考写本类型的(不只是文本本身,还有文本的载体)?不同类型的写本是如何被不同的读者所阅读和接受的?它们又是如何为了回应不同的期待而被生产出来的?这些写本对什么群体很重要?“Scribes”是谁?他们的职能又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处理文本性和抄本学之间的张力?当看到独立写本上的文本时,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它们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研讨会:还原文本的历史场域

柯马丁教授在现场


徐建委副教授表示,研究中心的学术愿景是“比较”与“文本文化”。此次会议从埃及文书、圣经文本到中国简牍文本和写本,通过文本陌生化的碰撞,期盼将中西不同的研究纳入彼此视野。由于传统研究中国经典的方式混合了各个时代的解释体系,即每个时代都根据当时的理解逆向建构了历史。而提倡文本研究,正是驱散历史叠加中产生的隔膜,直面文本的原始面貌。而只有最大程度还原文本的生产场景、书写条件、流通环节、应用性等问题,才能尽可能了解文本的结构、逻辑和语词的形成。为方便叙述,笔者拟将会议论文分作三组:

昆山片玉:作为文化载体的中国本土写本

第一组是关于中国本土写本问题:学者或立足于具体写本,讨论传抄过程中的行文规律、抄工字迹或文本演变;或将写本作为宗教传播交流中的枢纽,讨论其文化功用。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许建平分析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643《尚书》写本的物质特征,通过写本的字体、笔迹、避讳,他判断写本钞写时代可能在隋末唐初,而其中的朱笔、墨笔、棕笔的旁注字则为后期不同阅读者的校改叠加。他又结合后世读者在写本中对隶古字所作的修改痕迹,推测梅颐所献《尚书》本来可能全用隶古字写成,而在后来的传抄中,隶古字被逐渐修改。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伟考察了传统中国书写方式“直下”之外的一种特殊书写方式:旁行邪上。“旁行”大致指表格中的分格书写。通过分析《史记》《汉书》诸表,以及里耶秦简户版中家族成员的排序方式和后世家谱的形态,陈教授推测“邪上”很可能是指位于非平行形态时相关内容之间的斜向书写与阅读关系,由此论述“邪上”是一种在世系谱牒类文献中,为描述“枝布叶分”关系应运而生的书写方式。

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教授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主要分析了敦煌蒙书《开蒙要训》的流传与物质形态。首先此写卷在敦煌中存本较多,又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敦煌写卷上所列的书单中,他推测此书曾经颇为流行,但由于一些原因并未流传后世。倪教授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578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其上的断句标点和注音特征,拟测了此卷可能的使用场景和情况。他还认为此卷收录了大量复杂词汇,其知识分类超出了一般商民所需,指出它可能是当时士人阶层所用,并为其提供诗歌创作和政府文书写作的基础。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系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基于中西语系差异而导致的书写习惯不同,在比较的视域下讨论了中国早期抄手对复音词的标记问题。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每个汉字都代表单独的词。高教授的论述以敦煌写本中相对非正式的佛教写本为主,指出抄手已经意识到使用一些方法来标记一些由两个字或多个字组成的不可分割的“词”单元,如添加相同的意符,使用连字符号和合文等。但由于这种现象出现的数量和场景的特殊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亚洲语言与文明系主任、汉学系副教授李孟涛(Matthias L. Richter指出目前学界对区分、描述抄手字迹相似度的术语尚无共识,因此需要勾勒出“抄手”、“风格”和“类型”的不同范畴以便区别。他提出影响字迹的三个因素:集体性,如某一时代地域的正字法和书写惯例;条件性,如具体的书写工具、书写要求时限等;个体性,即抄手本人的书写习惯等。他据此讨论了集体共享字体特征在何种程度上能为理解抄本的制作、传播与使用过程提供有用的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根据西北印度、中亚、河西走廊出土的各种典籍实物,来讨论从简牍和贝叶的书写载体到纸本写卷的转变过程,并进而对不同载体所承载的文本结构、长短、内涵等方面加以讨论,以说明不同文明的知识在丝绸之路上是如何不断推进的。他认为佛教最初的传播是以传法僧的口头翻译完成的,因此不需要携带笨重的贝叶梵经,就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中国发明的轻便纸张为求法抄经运动做出巨大贡献。汉文典籍的载体最初因为是简牍,因此不利于传播,虽然有绢帛,但因为昂贵而不可能大量运输。纸张的发明,同样促进了魏晋、隋唐时期中国文明的西进,当然也有高级的绢本写经,以及中国传统的拓本、摹本的流传,甚至立碑异域的做法,都是中国文化西进的工具和手段。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中古史教授余欣从博物学径路出发,搜集展示了丰富的敦煌文献、出土实物与图像资料中的经帙、经巾、经案和经函。余欣教授将这些收装和藉承佛经功能的器物统称为“藉经具”,通过分析其不同时代地域与功用的形制差异,以及辽墓壁画与传世绘画中“藉经具”的整体摆放形态,考察了知识建构与物质形态、仪式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系,建立器用结构与知识体系、社会生活的关联,进而发掘知识—信仰传统生成与构造的深层内涵。

他山之石:海外写本的文化史价值

第二组是关于西方写本的研究:或从其物质性角度,讨论早期古埃及符咒、西方早期经典或政府公文在文化史中的价值与意义;或在时空双重维度下,对西方早期写本书写形式进行的讨论。

荷兰莱顿大学埃及学博士、自由学者雅克·迪勒曼(Jacco Dieleman)探讨了古埃及符咒的物质属性。通过论述符咒格式、折叠样式和悬挂方法的变化,揭示古埃及书写文化的演变,重建祭司和知识传播的社会史。符咒是书写于亚麻布或纸莎草纸等材料上的简短辟邪文字,古埃及人将这些材料折叠或卷起,用绳子系在脖子上起到保护生命的作用,具有固定形制。但符咒发展至罗马时期不再有固定形制,这与巫术的市场化以及罗马社会的民族复杂程度有关,通过符咒形制的变化,我们可以窥探一个社会的变迁史。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副教授米歇尔·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在回顾《圣经》历代写卷版本的基础上,考察了现存最古老的、在库姆兰和死海附近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希伯来圣经》写本。这些写本中有一些文本与权威版本的(textus receptus)十分接近,证实了学界对于《圣经》具有不同谱系的猜测。并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重新对写卷的希伯来字母进行断代,并据此推测抄工在《圣经》抄写中进行了编修性干预,即间接参与了《圣经》的编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Geniza实验室主任玛丽娜·罗斯托(Marina Rustow)以伊斯兰埃及政府文书与阿拉伯档案的具体例证启发了我们对文本重复利用的思考。Rustow教授具体分析了一份十一世纪的纸卷轴,它是法蒂玛王朝(909–1171)时期的一位哈里发从开罗颁发给一位埃及地方官员的法令的一部分,后来它传到了埃及福斯塔特的某个犹太书吏手中并被他用来书写其他的内容。Marina教授认为与管理完善的档案相比,重新使用的政府文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有关文书生态和存档实践的视角,从中还可窥视到中世纪伊斯兰政府的形态、范围和规模。

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古典学希腊哲学系教授格兰·莫斯特(Glenn W. Most)指出西方有一种“分页”(impagination)的传统书写形式,书写者会在版面中心的文本周围写上一些副文本材料(如评论、批注、译文和脚注等等)。他首先探讨这种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复杂性,接着考量了从古希腊罗马早期(此时期以纸莎草纸和卷轴为主)到后来的古典时期(以羊皮纸和册子本为主),这些“分页”的形式是如何发展的。他引导我们思考如下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文本和副文本载体的特殊物质属性起了多大的决定性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其他社会与心理因素的影响。

继古开今:写本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第三组是关于写本研究的方法论讨论。学者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从事的研究项目或学术会议,讨论目前写本研究的现状与困境,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扬从文本性和物质性的内涵出发,探讨了在中古历史研究中二者的交错关系。通过列举分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开成石经、唐代铜镜等物质实物,陆扬教授提出:一方面文本意义会受到其物质呈现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古时期的许多物质制作背后也隐含着特定文本逻辑的支撑。文本性和物质性的交错制造出了一种意义更为丰富的新事物,新事物的意义必须还原到其物质形式和文本环境下才能得以理解,他期待中国中古研究同仁能够在此学术理路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古埃及和东方纸莎草纸收藏部研究员、德国洪堡大学荣誉教授费丽娜·雷佩尔(Verena Lepper)将现代科技应用于文本整理保护工作,介绍了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利用虚拟技术研究象岛纸莎草纸项目的初步成果。此项目由写本研究、物理学等多领域专家合力参与,通过虚拟展开纸草、断层摄影术、模拟成像等方法,考察象岛所藏纸莎草纸写本的性质与内容,以了解这一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社会的日常生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丹妮拉·麦赫法(Daniela Mairhofer)基于西方中体现出的文本性、物质性的交互影响,提出拉丁文本在现代版本编辑工作中的方法论问题。她认为,需要区分开物质性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书的装订制作、书写材料和版面安排;另一方面则是文本的“附件”,如旁注、脚注、夹批等。若要构成一个文本实体,基础文本和文本物质材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们也不可能单独地存在于一个版本中。而如果我们要将这些伴随的文本物质材料都放到现代版本的拉丁文本中,则需要一些编辑方法上的调整。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后,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教授感谢诸位参会学者与旁听学者、同学的到来,并由衷感谢参与会务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柯马丁教授表示将计划将此次会议汇文成集在中国出版,并表示6月份将举行题为“比较视阈中的古代史学”的第三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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