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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展”的叙事,真的是以傲慢的西方历史观来构建吗


2017-07-07 来源:澎湃新闻


来自大英博物馆的100件文物,带着“浓缩世界史”的巧思,从北京国家博物馆移师上海博物馆,甫一开展,“又火了”!

于是,在我们的这个“自”媒体或“新”媒体的时代里,关于这一社会热点话题的追逐与蹭刮、关于100件来自“大英”藏品的解读与误读、关于展览叙事的谬赞与乱棒也层出不穷。展览收获了全社会的关注,多角度的声音也从不同的平台传出,其中不乏捧杀与棒杀。对于“展览以傲慢的西方历史观来构建”的观点,该展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闫志就此撰文进行了回应。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闫志授权,刊发《傲慢的历史观与偏见的打开方式》一文,呈现这位对“大英展”投入极多“理智”与“情感”者关于“大英展”叙事的质疑与解答。

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排队现场。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作为今年现象级的展览——“大英展”(由于北京上海两地博物馆展览命名各异,故统称为“大英展”),在北京和上海不仅收获了海量观众,也招致了不少舆论的批评。无论好评如潮还是恶评滚滚,都说明这个展览至少在引起社会关注方面取得了成功。相比较于观众的热情,关于展览叙事的尖锐批评还是很少。尽管如此,这些批评值得认真对待,哪怕批的很离谱。

关于展览的批评有很多种类和层面,关于形式设计、参观环境、具体细节的批评,我已经在国家博物馆展览期间向公众做了回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很多东西也尽量加以修正。对于一个展览更加重要的是内容叙事的批评,这一层面的批评我看到过几篇,大多是针对叙事的角度而言。这些批评者不谋而合地认为,展览是典型的西方叙事,充满了“傲慢的历史观”。比如一位评论者的文章中指出,展线对于欧洲近代的殖民主义轻描淡写,对于20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视而不见,贬低红色苏俄文物的意义,国博提供的参考书目只重西方历史不重视广大亚非拉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带有浓郁英国视角和历史观的展览叙事,而且带有强烈的帝国日暮的酸楚。该作者的文章似乎在告诉我们,英帝国主义分子们还在对日不落帝国无限怀恋。

且不说这种对于“自家曾经阔过”的恋旧情节中国人似乎更加浓郁,敏感到看谁都像阿Q,就说作者批判的“西方或英国中心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细看那位作者的文章,一半篇幅在替观众梳理西方历史:从农业革命到希腊罗马,从封建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地理大发现到殖民主义,最后以两次世界大战收尾。另一半篇幅在历数展线上的缺环:古代部分对十字军东征语焉不详,近代部分不讲文艺复兴,现代部分缺少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作者是以自己罗列的西方历史线索为参照系,来品评展览叙事带有西方中心论,而且论述中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评论《贸易与侵略》单元时作者这样写道:

“这是典型西方视角下的章节,……东西方以唐王朝与阿巴斯王朝为交互的两端,忽略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也忽略了中世纪欧洲的分裂和割据,同时对十字军东征语焉不详。”

既然是西方视角,为何不提罗马帝国分裂、欧洲分裂和十字军?提及这三点就是东方视角了么?看来到底什么是西方中心论,还需要捋一捋。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从基督教历史学的普世主义以来,一直到汤因比的“挑战-应对”理论,以及费正清的“刺激-反应”理论,西方中心论从来都是将西方历史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认为西方的历史是引导性力量,其余地方的历史只不过是这条主线的补充和跟上。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开始反省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时至今日这种反省已经在各个人文学科成为研究的基本前提。以史学领域为例,虽然以戈德斯通、彭慕兰、王国斌师徒为代表的该学派仍然以“为什么西方超越东方”为课题,但是他们的研究对于揭示1500年之前世界的多中心格局有着巨大贡献。在他们的研究中,西方一举超越东方是一个偶然事件,并非带有必然性,世界的多中心格局才是过去历史的主流。作为费正清学派的第三代代表柯文,不惜以另一个极端——“在中国发现历史”(用他的话讲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来对抗、纠正西方中心历史观。英国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开宗明义地讲中东是世界的中心,整本书也是从这一核心地区铺陈展开,并重新审视历史的。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把欧洲、中东腹地和亚洲三大区块的贸易体系完整地呈现出来,揭示了13世纪整个世界范围内三大贸易中心的互动。更不用提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并流行的全球史理论,是如何将反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到底了。

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为什么展线的叙事没有如那位作者所愿,加入十字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或略有耳闻的重大事件,无一不是以西方为主导发生的,那样一套叙事,正是策展方所反对的西方中心主义。这里可以透露一个小的细节。原展品清单中,在《邂逅与连接》部分有一件展品是乾隆题诗玉璧。这件玉璧是乾隆收藏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古董,但乾隆并不知道这件玉璧的文化属性,因而冥思苦想探索其功用。终于,凭借“理性”思考,乾隆认为这是一件碗托,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古体诗的形式刻写在玉璧上。策展方选用这件玉璧是为了说明,只要运用理性思维方式去探索未知领域,就是启蒙的体现。因此,启蒙并非西方专有,在西方开展启蒙运动的同时,东方也有启蒙的思想和需求。两者是各自发生的,虽然结果完全不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件展品被换成了胡克复式显微镜。这样一来,却变成了纯粹介绍西方启蒙运动成果,显然是违背策展方初衷的。

乾隆题诗玉璧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我们回到展览本身,看看展览叙事究竟是如何尽力避免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

首先是展品出处的选择。100件组展品中(不算第000件木乃伊内棺),来自非洲的展品13件,亚洲43件,美洲15件,大洋洲3件,欧洲26件。如果按照人们熟知的文明中心来划分,古埃及文明4件,两河流域古文明7件,中国8件(原清单有9件),日本6件,古代印度文明6件,伊斯兰文明(含印度莫卧儿帝国以及现当代伊斯兰国家)8件。还有很多我们其实无法标明其所属文化,例如希伯来星盘,本身就是犹太、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的混合体。从这些展品的出处来看,展览策划者尽可能在展现文明多样化和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之间寻找平衡,在各个不同文明之间寻求平等。为了这种平衡,甚至出现在局部牺牲了展线叙事完整性的现象。例如为了保持美洲古代文物的数量,不得不相应减少其他文明的展品,而前者的文明联系又有点语焉不详。这种问题恰恰反映了策划者过于执着于展品的平衡。

莫切武士陶壶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希伯来星盘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其次是近代殖民主义的反思。批评者认为,展览提及殖民历史轻描淡写,甚至用带来文明掩盖血腥统治。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的展线上有一组展品非常引人注目,就是来自尼日利亚贝宁王国的浮雕铜版和同处一柜的50枚马尼拉钱币。铜版是用这些欧洲人带来的马尼拉铜钱币熔融重铸而成的,策展人的表述是从非洲人的视角来看待欧洲这些不速之客。同时,排列整齐的50枚马尼拉钱币明确地告诉观众这是一名非洲奴隶的价格。展版上还有表现贩运奴隶的大船,让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奴隶的非人待遇。如果这不过瘾,那么在表现北美印第安苏族儿童服装时,展板说明告诉观众,苏族人之所以将美国国旗表现在服装上,是为了纪念在某次战斗中击败了美国军队。这不是从正面表现印第安人的抗争么?况且单元说明中也明确提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的到来伴随着剥夺么?按照批评者的意思,恐怕要把大英帝国如何打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过程表述一下,再列上各种数据,展现其血腥,最后痛心疾首一番。这样才算检查过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倒是怀疑策展方的居心了:你们究竟是来谢罪还是来炫耀的?

贝宁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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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枚马尼拉钱币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据我所知,即便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奴隶贸易不仅仅盛行于欧洲殖民者,在阿拉伯商人那里也随处可见。而且后者不仅贩卖奴隶,还通过战争等形式掠夺奴隶。相反,最早发起废奴运动的却是英国人,尽管这一运动从开始直到立法取得胜利过程长达百年。如果展览叙事对于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反省不够,那么对于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奴隶贸易只字不提,又算什么呢?

第三,最后一章的反思。批评者认为,印尼生产的球衣、阿联酋的信用卡、中国的太阳能灯等等,貌似多元化,实则是“后起的国家文化上依然没有摆脱殖民文化的百年影响”。不错,现代足球是英国的,信用卡是美国发明的,太阳能充电原理是法国人发现的,这些的确都随着殖民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但是这些究竟是技术还是文化?概念范畴不同,结论当然不一样。如果非要混淆概念的话,我们是否更应该反思:为什么近代以来我们没有这样的原创性技术?何况,展览本意并不在此,而是希望观众通过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人造物品,看到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最严峻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战争、暴力、贫穷、能源危机与环境恶化。如果今天的问题全部都是殖民文化导致的,那么随着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建立,殖民统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终结,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实现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但是上述问题却依然存在,有些甚至愈演愈烈。难道不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么?

冒牌的德罗巴球衣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第四,古代历史部分可能是批评者不太熟悉的领域,因此仅仅简单地说了从权力与哲学和仪式与信仰部分就“开始采用西方视角”,没说出这一部分究竟哪些地方属于西方视角。其实如果仔细阅读展品和展牌会发现,权力与哲学是紧紧围绕“权力如何变成权利”这个古老的政治学命题展开的。权力正当性问题虽然是古希腊人最先提出的政治哲学问题,但是“证成”权力的正当性却是所有国家形态文明须臾不可离的任务。不管是“以经术缘饰吏道”的儒家文明圈还是用印度教统合社会巩固权力的吴哥王朝,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正当性来源问题始终是他们关心的核心。因此,这个展区分布的展品,通过奥古斯都与索福克勒斯的并立,通过阿马拉瓦蒂佛塔石雕,通过亚历山大头戴埃及神明符号的银币,以及中国的青铜镈、哥伦比亚的金盔等,向观众传递的信息是,随着帝国权力的增强,个体与权力之间的张力日渐增大,而权力正当性的证成压力也就日益迫切。这种人类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不管古希腊人是否将其理论化都是至今仍然存在的,不需要区分东方还是西方。

春秋青铜镈和哥伦比亚金盔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我曾经在大英展国博展览期间写过系列小文章,总题目是“为什么没有……”,目的是为了揭示该展览的整体构思,同样也可以回答批评者对于展线缺失的质疑。展品中没有古典时期希腊雕塑,是为了突出早期希腊文明中多元文明的汇入;没有十字军东征,是出于对宗教的尊重,而避免谈论其冲突;没有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淡化启蒙运动,是努力淡化西方中心主义,更多地揭示其他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这些“缺失”恰是体现展览用意的地方。关于这些“没有”也是批评者津津乐道用以展示自己历史记忆的谈资。然而可能他们不太清楚,从展览策划的知识边界角度而言,有很多东西也必须是“缺失”的。任何展览都应该像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专著那样,具有知识边界。一个鸦片战争展览,内容信息不可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这是基本常识。而一个号称世界史的展览,知识边界在哪里?如果作为一个策划者,试图通过一个展览(无论展品数量有多大)全面揭示世界历史的方方面面,那么其知识边界是无限的。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要加进去,缺了哪一个环节,都无法符合世界史这一指称。同样,有些批评者的确是站在这个角度,指点缺环的。然而,大英展并没有那样的野心。策展人只是选取了文明的连接这一视角,希望表达文明的互动共进这一美好愿望。这样一来,大大缩小了知识边界,加上尽力避免西方中心论,使得展品的选择标准简化为能够表现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而叙事则可以围绕着联系、全球化以及交流展开。至于冲突、分歧、对抗,也是纳入交流和连接这样的概念下来阐释的。如果非要说这种叙事策略是为了掩盖什么、暗示什么,那么这只能是“诛心之论”,大可以自说自话。但是否有助于理解展览,就不得而知了。

诚然,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学术研究不可能不带有偏见。大到学科差异、学术机构组织的不同,小到个人所受学术训练以及当下学术研究兴趣与方向的影响,每个人、每个学术群体对于历史研究总不可避免陷入某种理论预设,或者视角当中。关键在于,学者自身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警醒。一个带有学术意味的展览也是如此。对于旁观者而言,过度夸大这种预设或视角的作用,忽略其反省的努力,既不公正也无法从中获益。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批评,与其认为别人“傲慢”,不如说是自己“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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