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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权力起源:唐诗兴盛,跟唐朝“以诗取士”的政治制度有关


2018年04月16日  来源:腾讯文化





文/喜马拉雅


《中国诗词大会》在2017年可谓是突然之间火爆荧屏,这个节目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段学习诗词的热潮。

这个节目中很多经典语句都出自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唐朝。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繁荣昌盛,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一提到诗,第一反应还是“唐诗”。

诗,为何在中国一直经久不衰?这种文体在唐代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唐诗和权力起源又有什么关系?


“以诗取士”的理念的发展


以诗取士的理念,早已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人才选拔的意识和标准之中。如果追本溯源,甚至可以把目光投向先秦时代的孔老夫子。

孔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他特意指出诸侯、卿大夫在外交场合要借助诗歌来进行表达,诗这种文体成了当官从政的必备技能了。

这个时期诗歌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因为它已经跟权力的崛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孔子提出的诗歌“兴、观、群、怨”的化成作用,在汉代、魏晋、南北朝也得到了认可。

这是因为统治者普遍认同诗歌有助王化,诗歌创作才能就是个人素质与品位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了,所以把诗歌的创作纳入政治文化建设的范畴,这样就能广招文学之士,为己所用。

唐代科举试诗就是在这种长期存在的文才意识和用人标准逐渐定型的情况下,才由隐性的潜在状态上升为显性的制度规定。

唐代的以诗取士实际上是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它作为一种政治与文化的制度设计,影响巨大。

初唐诗坛文风主要还是以宫廷为主,这跟唐初统治者推行文德政治有关。

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有一种看法,他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他认同诗歌的政教功能,认为诗歌可以用来歌功颂德,传递统治者认同的价值观。

整个唐朝初期的政府文化机构中,有一大批以诗艺文学见长的文士任职,甚至连选拔其他行政官员时也特别偏爱文学之士。


女帝武则天举办诗词大赛


关于唐诗与权力的故事,还真是有一则脍炙人口的“佳话”流传至今。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定都洛阳,建立武周王朝。

她非常喜欢洛阳南面的龙门,常到龙门香山寺游览。龙门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也就是公元516年,本来是唐代印度僧人日照的墓地,毗邻著名的龙门石窟。

武则天称帝后,她的侄子、当朝宰相武三思奏请核准为佛寺,并进行维修,在其上方建有武则天的行宫——望春宫,武则天经常在此坐朝问政。

一年春天,春光明媚。武则天率领群臣到香山寺游览,她在大臣们簇拥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龙门石窟等景点后,到了香山寺石楼底下。

武则天满面春风,神采奕奕,突然来了雅兴,对“秘书”上官婉儿说:“今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正是作词赋诗的好时节,我们何不在此举行一个诗词大赛?”

“皇上真是雅致,就按陛下的旨意办。”婉儿应道。

武则天任命上官婉儿担任裁判点评,胜出者赐锦袍一件。

皇帝旨意一下,上官婉儿立即安排照办,命令文房四宝侍候,将大臣们召集一起宣布诗歌大赛规则。

大臣们闻之,认为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都想在皇帝面前显示自己的才华,并想争得皇帝的锦袍。于是,大臣们一个个提笔在手,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吟诗作赋。

任职左史的东方虬率先“交卷”,写下小诗《春雪》一首。婉儿展开宣纸让皇帝御览,只见宣纸上龙飞凤舞,上书:“春雪满空来,触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

武则天看后,非常高兴,认为东方虬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立即把锦袍赐给了他。

这时,大臣们也都相继成诗交卷。上官婉儿一一阅读点评。当看到宋之问的《龙门应制》时,上官婉儿眼睛一亮,称赞不已。

宋之问,唐高宗时的进士,初唐时期的诗人。宋之问创作的这首应制诗,共42句,286字,记述了武则天访问龙门佛教寺院建筑群的事件,文辞华丽优美。

特别是诗中最后几句:“先王定界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他把武则天游山玩水写成是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并对武则天大唱赞歌,文采飞扬。

武则天看过也是大喜,赞不绝口,认为“文理兼美”,并大声朗读给群臣听,大家听后“左右莫不称善”。

武则天命令上官婉儿,将锦袍从东方虬手中收回,赏赐给宋之问。此时,东方虬刚拜谢过皇帝赏赐,尚未坐稳,锦袍就被夺回了。

宋之问闻言,立即跪谢,接过了锦袍。“香山赋诗夺锦袍”也成为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文德政治环境下形成的“诗”与“儒”结合


“诗”与“儒”既是唐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集中标志,同时又是构成这种精神品质的重要元素。

这里的“诗”,既标志着文学的自由精神,又实指其中的艺术意味;这里的“儒”,既标志着文学的规范精神,又实指其中的儒家思想内涵。

就唐诗而言,“诗”、“儒”结合,正是其在文德政治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特定质态,它曾在初唐魏征勾画的诗歌蓝图中被表述为“文质斌斌”,并成为唐代诗人奋斗百年才得以实现的目标。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他所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不即不离地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

“无论国家大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

在文德政治的大环境中,以诗取士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引导、培养、宣传儒者之“深”情“洁”品,以有利于文华盛世的建设;试律诗不仅属于艺术范畴,它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政治属性,这就是因为它还担负着宣传教化的功能。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对六朝文学提出批评,新巧有余,分量不足。南朝文化的实质是外儒内华,而且当时的末世情怀又让诗歌往往轻绮淫靡,流宕成俗。

所以魏征说这些是“彩丽竞繁”、“兴寄都绝”,这都不是什么好词。

而唐代统治者将诗歌纳入政治文化建设范畴,引入举士选官领域,加强了对唐诗思想、情感、内容、审美的儒学化规范,促进了唐人自觉承担起“温柔敦厚”、“风雅美刺”的诗教传统。

追求“诗”、“儒”结合的诗歌风貌,以纠正江左诗歌“遗雅背训”的创作倾向。从这个意义上看,以诗取士为唐诗“文质斌斌”的形成奠定了“质”的基础。


“以诗取士”促进了诗歌全面发展


以试诗为媒介,宫廷与民间,官方意志与时代审美之间产生了相互的影响,从而促进了唐诗自身审美特质的确立。

过去我们在论述以诗取士对唐诗的积极作用时,主要强调以科举为导向。试诗有利于全社会习文辞、重诗才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扩展,有利于激发文人士子研究诗歌创作技巧的热情,有利于诗人创作队伍的扩大。

但当我们把科举试诗放回文德政治的大背景中来重新看待,就会发现最为根本的是,以诗取士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诗歌创作者、学习者、欣赏者儒性人格的塑造,审美规范的培养。

同时,科举试诗与时代审美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使唐诗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普及面,形成了内容与形式、情感与辞藻的完美结合。

这是诗歌“质”与“文”的结合,在文德政治体系中它更准确地呈现为“儒”与“诗”的结合。

“诗”、“儒”结合,正是唐代科举以诗取士对唐代诗人与诗歌产生的最根本影响,也是唐音自立“文质斌斌”面貌的一大成因,更体现了唐诗与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所以,唐诗不仅能促进全社会习文辞、重诗才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扩展,有利于激发文人士子研究诗歌创作技巧的热情,有利于诗人创作队伍的扩大。

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诗歌创作者、学习者、欣赏者儒性人格的塑造,审美规范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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